声音 李宇明屈哨兵：大湾区语言的时代机遇和未来选择2022年6月13、15、17日，由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承办的“湾区人文对话周”线上线下联动举行。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宇明教授和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屈哨兵教授，围绕“区域语言学研究”“语言服务与信息化、智能化问题”“湾区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等主题展开了精彩的学术对话，前两场由李宇明教授主讲，屈哨兵教授点评，第三场为双方互问互答，活动吸引了近3000人次参与。

　　- 本“对话”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1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

　　王海兰（主持，广州大学副教授）：欢迎大家参加李宇明教授和屈哨兵教授的学术对话。此前，两位老师已经共同为我们呈献了两场精彩的学术对话，相信大家对两位老师已非常熟悉。今天，我想以一名学生对老师的观察，将两位老师共同的特点做简要的介绍。我归纳了五个方面：第一，两位都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们都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从语法研究开始，后来在语言规划、语言生活、语言服务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第二，两位都有教育行政管理的丰富经历，曾担任过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司局级领导及高校领导，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第三，两位都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并把这种家国情怀不遗余力地传递给学生和社会；第四，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模范，坚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不断超越自我；第五，两位都是家庭教育的倡导者，他们都把孩子培养得很优秀，有良好的家风，都是优秀家长。这五个方面的概括可能不是很全面，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两位老师的对话内容，更好地体悟他们在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上的相通性。本场对话的主题为“湾区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下面将话筒交给两位对话专家。

　　屈哨兵：今天讲语言服务、语言生活，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讲？这种姿态与海兰老师介绍的家国情怀一致。宇明老师在七年前推动出版了《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这本著作也可以作为例证。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应当在家国情怀方面具有高度自觉。

　　首先，我想听听宇明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见地，对我们有什么期许？宇明老师可否与我们交流分享？

　　李宇明：一个学术机构，要有时代角色和社会担当。广州大学身处湾区，很早就关注湾区生活，开展湾区语言生活调查，开展湾区语言服务的研究和实践，是最早组织研究队伍、成立湾区语言研究和语言服务科研机构的单位，还常常召开学术会议和出版学术成果。近年来，广州大学语言研究团队在哨兵的带领下风生水起、异军突起，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著作，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是独具魅力的，它既有岭南文化的特点，又因为香港、澳门独特的历史而带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再加上还有国家政策支持和与海外有密切联系这两大优势。而身处湾区的广州大学，在语言研究和其他方面，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专长。在此，我想听哨兵教授谈谈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对湾区语言生活、语言服务的研究情况，特别是在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广州大学学者们的社会担当。

　　屈哨兵：刚刚宇明老师说到广州大学身处大湾区，我也想谈谈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这些年立足大湾区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说三点感想。

　　第一，关注社会、关注国家，这是学术机构的天然使命，这当然也是大学的天然使命。今天我想讲讲德国的洪堡特，他曾经做过德国的文化及教育司司长，创办了洪堡大学。他有两点主张对我们影响很大：一是他主张大学要成为一个研究中心，对社会负有研究职责；二是他主张将语言学研究与对人类的关怀、对精神的关注密切结合起来，这对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的研究理念非常明确，即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生活。

　　第二，作为一个大学的研究机构，要将这种理念一以贯之。这一点也是中国语言生活派所倡导的：从大家不关注的、不认为是问题、不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去发掘、去发现、去观察、去报告。今天，我拿来了近年来中心连续出版的皮书。第一部是《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这部书当时就得到了宇明老师的肯定。这是继北京出版地方语言生活皮书后，广州做的一件事,形成南北呼应。第二部是在宇明老师的肯定与支持下，我们推出的《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我们也收到很多来自社会和学界的好评。第三部是《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我们迅速响应国家号召，团队成员研制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以上三部书的出版都是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尤其是第三部的发布，香港媒体及英国《泰晤士报》等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对我们的学术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也凸显了由学术机构主导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我们即将推出第四部——《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这部书在团队的努力下已基本成形，我们也期待大家批评指正。现在我们已开始着手进行第五部书的研制工作。第五部是《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第二本，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39个初步选题。以上是我们从“一”到“五”的坚持，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进行一种事业定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第三，要立足大地，要有国家意识。我们地处广州、地处大湾区，所做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我记得广州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曾经与我分享过一个观点，他说：“我们思考问题，通常是要站在城楼上来考虑的。”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站在城楼上，面对国旗、面对广场和全社会来考虑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学术选择。并且，宇明老师以及宇明老师推动的包括我们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中心在内的国家语委的23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也证明了这种家国情怀。

　　学术研究是要有积累和要有质量的，这是中国语言学尤其是中国语言生活观察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派品质。在这方面，我还想听听宇明老师的高见。作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研究范式，面对大湾区的优势、挑战、机遇，宇明老师有些什么样的见解、指导。请宇明老师发表一下您的意见，让我们从中受到启发。

　　李宇明：哨兵是有备而来的，把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都向我们报告了，这是集体的研究成果，也是在哨兵指导下获得的。我曾经梳理过关于语言服务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是从哨兵开始的。他特别讲到有位教授的话，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考虑学术问题，很形象地说，是站在城楼上来考虑问题，这跟我过去的感受一样。我说过一个有点复杂的句子，叫作“国家选择那些选择了国家的人”，也就是说你选择了国家，国家就会选择你、支持你。

　　哨兵作为一所大学的掌门人 ，他提到了洪堡特先生。洪堡特先生是世界教育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开创了大学，把科研作为大学的使命，成为如今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所创办的洪堡大学直到今天仍然是很多大学的榜样。我也认识到：一名学者、一个团队、一所大学，关键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对于学者、对于学术团队、对于大学的评价，很多都是用数字来评价的——你有多少项目，你在哪儿发了文章，是用中文发的还是用外文发的，是在国内发的还是在国外发的，却很少谈你这所大学解决了社会发展、中国发展乃至人类发展中的什么问题。我认为，作为一名学者、一个学术机构和一所大学，应该有的情怀就是：人民情怀、人类情怀、科学情怀。过去我和哨兵一起在邢福义老师的指导下，做的主要是语言本体研究，主要做语法学，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到后来，我们都产生了重大的学术转向，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观察语言现象、语言结构，但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摆到面前，那就是——语言学如何为地区发展、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发展解决问题、作出贡献？

　　这些年来，我多次访问香港、澳门和大湾区其他一些主要城市，我认为语言规划要与地区和国家发展的规划相结合，而不仅仅就语言规划做语言规划。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言，语言不单单是交际的工具和文化的象征，也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语言归入意识形态去考虑。例如，看是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来判断人秉持什么意识形态。如果总是考虑这些问题，总把语言放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就容易忘记语言的本质，有时候会给一个地区带来很大的危机。

　　李宇明：我们要看到，语言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数据被看作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而数据的80%是语言数据，所以语言不仅仅具备一般的经济属性，它和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一样，成为人类的七大生产要素之一。因此，我们观察湾区语言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湾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研究有很大的机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湾区具有很多跨省区域所不具备的强大语言能力。首先，国家通用语言是湾区能够和整个大中华联系的重要因素，这既包括中国、地区，也包括海外。同时，在湾区里，英语和葡语都不是简单的外语，英语在香港、葡语在澳门有法定的地位和优势，但在内地的其他地方，英语和葡语都是外语，没有法定地位，这就使得湾区在联通世界上具有优势。不但如此，湾区还有很特殊的方言，如粤方言、潮汕话、客家话，这些方言是沟通海外华人的金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为什么东南一带，如广东、福建、上海、浙江，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多种原因之外，还有就是这些地区使用的方言与海外华人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些方言含金量都很高。所以要把语言能力发挥出来，应有语言资源的理念，把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丰富多彩的语言，看作语言资源。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要有语言经济学意识，要发挥语言数据的强大功效。

　　湾区不仅在语言生活方面有优势，在改革发展方面也有经验。湾区的城市都是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香港的国际地位，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广州岭南明珠的地位，澳门的兼容并包，等等。所以大湾区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和经济发展，既有挑战，更有机遇。为湾区的建设，为港澳的发展，形成了宽广腹地，为港澳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人才和非常丰厚的教育资源和语言资源。但是在香港和澳门，除了英语、葡语的教育之外，其他的外语教育开展得并不是很好，包括俄语、阿拉伯语，有很多东南亚人到了香港，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进行必要的管理，但是当地却缺乏东南亚语言人才，包括越南语、马来语、他加禄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人才。在外语教育方面，恰恰是内地发展得比较好。

　　为什么我们一直支持广州大学做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是因为它身处湾区了解湾区，有自己的优势。当然我们也支持澳门、香港、深圳和其他地区的朋友来做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的贺先生、李艳女士对湾区研究也很感兴趣。在这方面，我想哨兵和他的团队更有便利之处，更有发言权，他们站在广州塔上就能够看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就大湾区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也想请教哨兵，听听哨兵的意见。

　　屈哨兵：好，谢谢宇明老师。宇明老师刚刚说的“我们站在广州塔上就能够看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宇明老师提到很多学者和团队关注大湾区的研究，比如有此前在澳门理工学院工作的周荐先生、澳门大学的徐杰先生，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邓思颖先生。对这几天宇明老师的讲座，周荐先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宇明教授关于语言、服务、智能化、信息化的研究的许多闪光思想，这几天通过一条红线完整地串联起来了。”我今天也从宇明老师的讲述中继续听到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观点。宇明老师说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强大的语言能力，这可能会成为今后评价观察使用以及引导大湾区语言和语言生活非常重要的学术背景或者学术指导。

　　宇明老师说的第二个观点——即使具有强大语言能力的大湾区也有许多问题，我们对摆在面前的问题要正视它，不能够视而不见。

　　如何看待问题？宇明老师给出了第三个观点——不要仅仅把它局限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和消极的层面来看，而是要把它放在国家发展大局、文化发展大局、经济发展大局、生态发展大局、社会发展大局中来看，把问题变成动力。

　　目前我们也大致梳理了关于大湾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问题。从语言生活的角度来看，涉及到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指向下的湾区语言生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湾区语言生活，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湾区语言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的湾区语言生活……而从语言服务的角度来看，涉及到智慧湾区的语言服务、教育湾区的语言服务、健康湾区的语言服务、休闲湾区的语言服务……这些语言服务都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提出来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明确指出语言应该做什么。如果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没有语言研究的事；但是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那可以做的事情就会非常多。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的时候，大湾区的经济总量是10万亿元。2022年全国上，广东省发改委的负责同志指出：“大湾区2021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了12万亿多元，大湾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达到了25家，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超过了6万家。”广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薛小龙教授指出：“在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当中，专利申请数超过了200万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语言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做哪些事情？这里面有极大的可供研究的空间、可供研究的课题。

　　中央关于大湾区板块的利好政策是“五加一”。“一”指的是南沙自贸区要成为面向世界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自贸区，“五”包括：深圳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建设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将大湾区建成教育和人才高地。这里有大量的语言生活需要观察、大量的语言服务需要供给：一方面，我们曾经观察过深圳的著名高新企业——华为、腾讯，它们在语言服务和语言生活方面有一些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曾经观察过深圳、广州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建设，因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一定不能有短板，或者短板是越少越好，观察要跟上，服务也要跟上。

　　屈哨兵：如果老年语言生活服务在大湾区要先行、要示范，有哪些事情需要做呢？宇明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想听听宇明老师在这方面的高见、思考，以便给我们一些启发。

　　李宇明：湾区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人民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当然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外来人员等特殊群体的生活。

　　现在，人类逐渐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个1/3。如果以90岁为界，30岁之前是成长学习期，30岁到60岁是成家立业期，60岁到90岁是老年期。当然，现在90岁以上的人也有很多，有人活到100多岁仍然能够写作和思考，所以更加要考虑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但是我们对老年人语言状况的了解的确很少，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老年人的语言状况，比如顾曰国教授、黄立鹤教授、刘楚群教授等。

　　人们已经较多地从城市建设、家庭建设等角度重视老年人生活、关注老年人。现在信息发展也要考虑老年人，因为他们的阅读习惯不一样。他们是看报纸听广播长大的，和现在的年轻人在网上长大不一样。老年人去做核酸、刷健康码，动作较慢，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到银行等地方都离不开手机，所以老年人的语言生活除了过去的一般生活外，现在跟语言相关、跟信息化相关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要做到信息无障碍，就包括从信息渠道到信息产品特别是网络产品无障碍，能做到“老年友好”。

　　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老年人喜欢听童年的歌，喜欢看童年的戏，都是回归性的。但现在我们很多话语可能都不是按老年人习惯的。怎么样能够帮助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特别是用能够听得懂老年人说话的机器人做护理员做陪伴者？怎么样让老年生活过得有意义？这使得老年人的语言生活、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与语言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说要做一个老年人的助理或照顾老年人的机器人，让其听懂老年人说的话，技术难点就在于要解决老年人牙齿掉了说话不关风、耳朵聋了听力不好的问题。除此之外，很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说方言，普通话是后来学的，等到老了之后，语言慢慢地开始返祖，普通话就不会说了，开始说家乡话。如果想让机器人护理员听懂老年人的语言，感受到老年人的心理，让老年人过好老年语言生活，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个巨大的市场，也是语言学、心理学、护理学发展的新天地。此外，我们经常说“终身学习”，老年人还需要学习吗？如果需要的话，老年人学习与少年儿童、与青年有何不同？如果说少年儿童的学习重在素养的养成与人生发展，青年人的学习重在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那么老年人的学习是不是重在人生经验的淬炼和智慧的升华？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在深圳、广州和湾区其他城市，研究老年人的语言和心理，包括他们的各种生活特点特别重要，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语言信息学家要共同参与进来。我想在这方面，湾区也能起到示范作用。

　　我们生活中除了老年人群体需要特别关注之外，还有残障人士、自闭症患者等，他们在获取生活信息、获取工作机会、获得人生发展、共享人类文明等方面，也需要社会关心、需要社会关注。我知道哨兵在做广州市教育局领导时，对特殊儿童的教育特别用心，还上过电视谈这个话题。我也想请哨兵来谈谈残障人士的语言生活和残障人士的教育，应该做哪些工作和研究？

　　屈哨兵：谢谢宇明老师！我在广州市教育局工作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访谈，访谈了三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主要关心的是这三个城市是如何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教育问题，对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措施，对这三个城市有表扬、有批评、有肯定、有建议。广州当时是在被表扬之列，我记得当节目播出时，宇明老师还特意给我发了微信表扬我，我很受鼓舞。

　　对于残障人士的语言生活，从教育这个角度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呢？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在顶层设计上，教育系统要真正把它纳入到终身教育的范畴之内，不仅仅是义务教育阶段要关注，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之前、结束之后，也要有更多的机制来使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得更高、接受的教育办得更好。第二是要把底数摸清楚，不是贴标签。就自闭症儿童而言，语言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察点，只有通过对他们语言能力、语言行为、语言生活的观察，才能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学习质量有真正的了解，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到相应的教育与疗治之策。第三是在了解的基础上， 就是要有合格的或者基本合格的语言教育。从教育部门来说这就提出我们要有相对应的师资队伍建设。目前这方面相关的职业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是有缺口的新太阳城官方网站。为此，广州大学和广州市教育局还专门邀请过来自世界各地相关的专家和我们做交流，给我们指导。第四是全国上下要形成合力。我们曾经聘请过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陈云英老师给我们指导和建议，还有来自美国的刘丽蓉教授，刘教授是开创特殊教育的“祖母级”的人物。她们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我觉得大湾区在这些方面要先走一步，要走好一步，这应该是我们进行观察、提出建议首先要做的事情。

　　根据宇明老师的讲话，我还有一个感受是，做学问要在别人没有看出问题的地方你也要看出问题来。宇明老师还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即看学术成果、发表论文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真问题并拿出真建议来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在大湾区里。

　　刚刚宇明老师谈到信息化时代，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取向：大湾区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未来小镇、智慧小镇，语言生活要有更高质量的取向、设计和追求。我想知道，像东莞的松山湖，要建设面向未来的小镇，在语言服务、语言生活方面，需要具备哪些元素？

　　李宇明：刚才哨兵讲的残障人士问题，我想先补充几句，然后再说这个话题。我原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时候，曾经参与过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的工作，对聋儿家庭、聋儿的发展，一直很有感情，也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后来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关心跟语言相关的事情，在我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病理语言学院，专门研究自闭症和其他语言疾病、心理疾病。在我的理想中，我们不能把残障人士当作边缘人，他们应该跟我们共享信息、共享文明，甚至跟我们共同创造文明。而目前我们仅仅是希望给他们进行一些教育，比如盲文教育、手语教育，让他们能够工作，比如盲人去做，聋哑人去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虽然我们在就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能永久成为“特殊人群”，而应该通过人类社会的进步，使他们能够和我们主流社会，和明眼人、健听人一样，平等地获取社会信息、分享文明，特别是能平等地创造文明。因为在这些特殊人群中，有很多人是有某些方面的天赋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信息化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能不能让盲人“复明”，让他们能在大脑认知区域感知光明？聋哑人的听神经坏死，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恢复”听力？将来有没有可能做到知识无障碍、文明无障碍？因为他们如果想为文明作贡献的话，仅仅做到信息无障碍是不够的，这些残障人士必须要享有知识，享有几千年的文明。他们不仅能成为知识的分享者、文明的共享者，还能够成为文明的建设者，我们应该让他们在音乐、在电脑、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成为人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这方面，有很多高校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

　　我来自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过去我关注过乡村语言建设，关心语言扶贫，现在也关心语言与乡村振兴。就乡村振兴来说，我和哨兵求学的华中师范大学是一个有乡村教师情怀的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校庆时，坐在第一排的一定是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尊重教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个传统。有一次，我跟一位很有贡献的中学校长交谈，我说我们做的主要工作是人才的单向输送，把农村的孩子培养成有作为的人才，让他们能够上好的学校，能够进入城市甚至出国，但是我们只做了单向性的教育，培养的优秀人才都离开了农村，使乡村空心化甚至文化沙漠化。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那些所谓成了才离开乡村的人，怎么样反馈生他养他的乡村？乡村怎么样能够吸引人进来，而不是单向地往外输出？首先是要有好的公司愿意去乡村设立分部或者总部；其次是必须要从现代化、信息化方面来振兴乡村，使乡村具有吸引城市人的某种优势。在过去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乡村是怎么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乡绅治乡。很多人在京城里做了官后告老还乡，带着知识、家眷、资产回到农村，耕读传家，发展学校，还发展商业。这样的制度今天可以借鉴。现在有很多人退休了，还有点余热，就可以告老还乡，当然社会要能够为告老还乡创造条件。总之，中国的发展应当是双翼齐飞，不单是城市发展，更是乡村发展，应当考虑怎么样利用信息化、智能化使乡村建设得更加优越、更加休闲、更加符合一批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交通、教育、医疗和信息通信等问题都解决了，很多人都愿意在乡村住，然后到城市上班，特别是常在线上工作的人。我最近发现国外有一些乡村振兴的例子，比如日本的一个乡村，发展英语，吸引世界上一些用英语办公的公司到乡村，又因为乡村房子便宜，生活有保障，所以公司和员工都愿意到乡村去。有关乡村组织、乡村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作出特点、作出榜样，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湾区就是特区，交通、信息、医疗等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国前面，完全可以树立典范。我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振兴充满信心，相信它应该能够成为榜样。

　　屈哨兵：宇明老师特别关注乡村振兴中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做的研究，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刚刚宇明老师谈到，对于残障人士不但要共享文明，而且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共创文明。共创文明非常重要的实现手段是语言，因为语言是钥匙、是桥梁，所以在信息无障碍基础之上，要做到知识无障碍、文明无障碍，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语言的。

　　刚刚宇明老师还谈到，智慧乡村建设的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人气；第二要现代化，即要有硬件要素；第三要有营商要素，公司才能去。这三个要素背后都离不开语言生活的管理、引导和建设。

　　宇明老师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对我们启发很大——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语言生态、语言生活最丰富和语言关系最多样的地方，相应的语言服务也可能是最多元的。在大湾区里，各区域、各单位的沟通，以及“一国两制”背景之下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沟通，都离不开我们对语言生活的关照和引导。

　　屈哨兵：我们还有一问题想听听宇明老师的指导和提示：国家在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都建立了特别合作区，在广州南沙建立了面向世界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背靠祖国腹地应如何加持？经验如何辐射到内地？面向世界如何对接？在语言建设、语言服务方面，宇明老师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认为下一步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进行观察？

　　李宇明：湾区既是湾区的湾区，湾区也是国家的湾区，甚至湾区也是世界的湾区。刚才哨兵讲了几个湾区的好消息，特别是横琴、前海和南沙。湾区向来就是创造新经验、新速度、新思维的地方。我觉得湾区首先是个命运共同体，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和各个城市的人民，自然有不同的背景，而更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帮助、补台，共同发展。在湾区没有成立之前，粤港澳是亲密的朋友，是“友者”。通过湾区建设，我们应该把“友者”发展为“我者”，使其成为一家人。语言、语言意识、语言服务，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湾区语言非常复杂，有英语、葡语、国家通用语言、多种方言，汉字有繁体字、简化字，外文有英文、葡文和其他外语。所以湾区需要更强的语言意识，需要更强大、更多元的语言服务。订合同、谈判、教育、城市语言景观等都是语言文字问题。是写简化字，还是写繁体字？是写英文，还是写葡文？订一个合同，以哪个合同文本做标准？语言服务的产品怎么生产、怎么供给？在应急时，应急语言服务怎么开展？机器智能化、信息化用哪些语种来表现？饭店或电话的首句语言服务用什么语言？如果以上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产生矛盾。面对湾区这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又该有怎样的语言意识，来使语言成为湾区的积极能量，而不产生消极影响；怎样通过语言，使湾区的城市和人民从“友者”变成“我者”，变成一家人，这很重要。

　　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看到现在香港、澳门的大学，都在和内地一起办学，这样的合作办学能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过去一直觉得香港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大学。湾区应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基地，辐射到内地、亚洲，特别是让东南亚、东北亚、西亚的学生，愿意到湾区的大学里学习。

　　湾区还应该是信息中心和高科技中心，能凭借现代化的产品、产业、商业来影响中国、影响世界。这是因为过去中国是信息产品加工厂，能成为产品加工厂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便宜而且有文化。但是，现在几乎普及了大学教育，劳动力成本高了，而且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资源也耗得差不多了，环境污染问题也来了。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人才得到了培养，也赚了一些外汇。但有人说我们是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而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充分发挥，最重要的红利还是教育的红利。我国的大学生总数几乎是很多中等以上国家的总人口数。这一批大学生，他们在信息化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中国未来应该成为世界信息加工重地。我国现在在翻译产业、语言服务产业方面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已是世界重要的信息化中心。如果能够把信息化形成产业规模，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信息加工重地。在湾区里，语言服务产业、信息化产业、智能化产业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湾区发展还有很多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教育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等都会对湾区、对整个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地之一。在这方面，哨兵有很多独具慧眼的研究和心得，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教育者，而且在行政上、社会上有很多参与，我也想听听哨兵关于这方面的意见，让我能够增长见识。

　　屈哨兵：谢谢宇明老师。我先说一下刚刚宇明老师提到的几个概念，比如教育中心、信息中心、信息加工，都和语言有关。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国际级教育示范区，就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要做好，他们的文化素养、语言素养，他们面对世界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他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都要培养好。中华民族有一个宝贵的传统是“敬惜字纸”，现在要培养语言还得“敬惜言语”，也就是说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要尊重。从敬惜起，直到语言观的建立，是我们在现代语文生活和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这与中国古代把文字作为一种资源的意识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湾区建设中要有更强的语言意识、语言服务、语言能力，这必然会成为我们进行语言建设的一个重要追求，我觉得宇明老师也点出来了，这些是接下来我们在做湾区语言建设中要注意的。

　　宇明老师提到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也作了点思考。今后湾区要成为信息加工的重地，有两个功能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湾区背靠广袤的祖国内地，信息的无障碍沟通是天然的优势，包括自贸区，也包括“9+2”城市群，甚至整个大珠三角。第二个是基于四大中心城市的特殊地位，湾区在面向世界时一定要利用好语言多元的优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力军要讲，英语作为香港的官方语言、葡语作为澳门的官方语言同样要作为重要的方面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遍布海外的华侨更多的是从福建、广东沿海走出去的，他们的子孙散布在很多地方，讲的是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客家话。维护和利用好语言能力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信息，这也应该成为大湾区语言建设和语言服务引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因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大湾区的定位有五个：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五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其中，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的话语体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如何展示？“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各尽其能？文明互鉴在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上要如何发扬？内地和港澳的深度合作使我们的信息聚合，我们要如何整合？

　　宇明老师要我们关注大湾区的语言生活和信息发展，这确实是必须要做的，也是能够做的，相信也是能够做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要做好，尤其是在国际视野下来做，把大湾区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平台上来看，还想请宇明老师再为我们提提建议。

　　李宇明：信息加工与原来的产品生产很不一样。产品生产出来，卖出去就完了，但是信息加工完了，信息就留下了。如果要成为人类各种各样信息的搜集、翻译、加工、输出的中心，就要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建设。建设教育中心、商贸中心等也一样。而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有其特殊性，经济联系和文化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语言生活是由时间沉积而成的。在湾区生活的人有很多不是湾区的土著，移民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内地的、有国外的，在香港、澳门、深圳、广州都有很多外国朋友，这是国际化的人口基础。

　　想要国际化，第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湾区的事业做得好，就可能为美国的湾区、日本的湾区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

　　第二，要有语言意识，具有语言觉悟。当今做任何事情都要加强语言意识、提高语言觉悟。语言意识是知道语言很重要，知道语言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披荆斩棘，用得不好刀刃还会向内伤己。语言觉悟是理性的，理性地知道语言能做什么，这就需要进行语言教育，特别是进行语言的功能教育。语言觉悟首先是语言学工作者的觉悟，应该从语言学出发去帮助社会发展，解决社会发展的语言问题，改善社会语言生活，提升社会语言能力，推动产生语言红利。社会也应该有语言觉悟，在很多社会决策、社会问题处理上要考虑语言问题。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背后也有语言因素在起作用，俄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语言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巴基斯坦的也与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的语言问题有关系。比利时的政府危机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语言问题引起的。

　　因此，语言觉悟不仅是语言学工作者要有觉悟，更重要的是社会要知道语言能做什么，特别是语言与信息化、与数字经济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是没有认识到的，包括一些决策者、科学工作者、行业的领导者，很多人可能有语言意识，但是不一定有语言觉悟。

　　第三要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更要提升先行一步的区域的语言能力。这些能力既和国家与区域的整体构成有关，也和每一个国民有关。语言能力不仅包括语言文字使用的能力，更包括现代化、信息化语言工具的使用能力。语言能力的高下意味着语言生活质量的高下，最终影响到人的整体生活质量的高下。不能使用现代化、信息化的语言工具，语言能力很难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能力，相应的，也就很难说拥有了高质量的语言生活质量。

　　李教授好！屈教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现场听到两位教授高屋建瓴的对谈，我们受到了很多启发。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语言服务与现在的信息化、数字化的关系，说数字化、信息化转型是一个大的背景。通过老师们的讲解，我们也意识到，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既是语言服务的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语言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在适应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在创造这个时代。我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在校的学生，如何能够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为语言服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两位老师。

　　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我看到《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2年工作要点》，里面就提到了我们改革要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引领，要以聚焦省域治理与服务为抓手。现在大家手机都用的“粤省事”“粤商通”“粤省心”“粤智助”，这些都是智慧助理。关于“粤智助”的介绍是：“在全省行政村持续投放自助服务机，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接入200多项高频服务事项，推动实现自助机服务群众超过1 300万人次，累计服务办理量超过3 000万笔。”但残障人士、老年人、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面对这些自助服务机，该怎么办呢？我们是语言服务的研究者，把这个问题关注起来，接下来做研究、做观察、写文章、提建议，推动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才会是真正地推动社会发展。

　　请教李教授、屈教授，当前电子产品普及，中小学生语言能力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没有好的办法改善这一问题？谢谢！

　　信息化发展最大的伦理是以人为本。机器是为人服务的，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就是怎么样“与人友好”，怎么样“助人为乐”，而不是叫人觉得更不方便，不是要给人带来很多问题甚至灾难，比如说人类将来会不会成为机器的奴隶，等等。

　　就中小学生和目前的电子产品问题对语言能力的影响，首先要有一个合理评价。让中小学生完全脱离电子产品也不可能，要合理使用，但怎么样合理使用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电子产品和中小学生语言能力问题，要看他们是不是用网络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语言品质会不会有变形，包括结构、词汇使用、词汇量的形成，甚至是语言符号的选择是不是更加多元，在语言效率对话上的要求是不是更加急迫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现在还不太清楚的假设。

　　但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其他非电子产品，都只是途径问题。我们在建设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表现。我更关注的是他们语言生活的质量，希望要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或者创造改善的条件。不管是电子产品使用多少、进校门是不是要代收起来、上课时是大屏幕还是小屏幕、使用电子产品花多少时间等各类问题，都是当下在标准规范建设方面要做的事情。目前基础教育界在这方面的标准建设还有不足，还有改进的空间。

　　我想问的是：第一，粤方言在大湾区作为强势方言，在打造人文湾区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其纽带作用？第二，以粤方言作为研究大湾区语言生活和语言景观的观察点，结合广府地域文化心理去观照粤方言词汇，对于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精神凝聚力是否有所助益？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半，剩下一半给屈老师。要研究语言景观，首先要知道语言景观有三大作用：第一，它反映语言政策，语言景观是语言政策最重要的表现；第二，语言景观传递信息、塑造文化，要考虑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有效性；第三，能够与人为善，景观是给人看的。

　　粤方言作为湾区的一种强势方言，在打造湾区文化上必然有很大作用，但是湾区必然也是湾区之外的湾区，不完全是湾区的湾区，因此在语言使用上要考虑湾区之内，也要考虑湾区之外。

　　郑老师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语言景观和粤方言的。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对各种语言景观的建设应该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留住乡愁、对于城市记忆、对于农业文明水利文明，都要放在语言景观的建设上，把它们放到相对重要的位置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在城镇化的速度和地名命名的规模越来越快，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大，我们作为语言建设、语言生活的观察者和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应当尽量地多当“马前卒”，而不是“马后炮”。所以郑老师刚刚提到的，我觉得是一种“马前卒”式的思维，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